執行長吳宗澤

甘與不甘的作物-籃城甘蔗

Tzung Tza

民國七十四年，詩人余光中寫了一首詩叫《埔里甘蔗》，讚美埔里甘蔗的甜滋味。

直到嚥最後的一口　還舔著黏黏的手指頭
像斷奶的孩子
看我拿著甘蔗的樣子　像吹弄著一枝仙笛
一枝可口的牧歌　每一節都是妙句
用春雨的祝福釀成　和南投芬芳的鄉土

那一節一節的妙句，也訴說著地方的風土和歷史。說到埔里有名的甘蔗，所指的不是一般用於製糖的白甘蔗，而是皮薄多汁的紅甘蔗。紅甘蔗的起源是從國外引進的，原產地在新幾內亞，在1908年由台糖試驗所引進來台灣，有個很美的品名叫芭蒂拉(Badila)，因為不同於以往的白甘蔗，可以直接啃食，不會太甜且多汁，逐漸在台灣流行起來，至少風靡到1990年代。

筆者目前住在埔里的籃城里，是一個自豪以紅甘蔗產業撐起一片天的社區。種甘蔗最怕的就是颱風來，把甘蔗掃得一蹋糊塗，讓農民一年的辛苦，最後只得賤賣血本無歸。而埔里因為地形是盆地，四面環山，少有颳大風，因此成為嘗試種紅甘蔗的首選。當然並非埔里每個地方都合適，目前埔里還有幾個地區有產紅甘蔗，分別是牛眠里、水頭里、大城里、四角城、水尾以及籃城里。不要小看甘蔗在埔里空間位置上的分布，其實是有學問隱藏的，通常要靠山，或是靠溪邊，山邊擋風、溪邊取水，但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土壤，種甘蔗要在沖積扇的區域種，才能種的肥沃，一來是土壤濕度適中，通氣性良好可使呼吸作用加強，其實說穿了，是要有砂質的地形，但又要含有肥沃泥沙，才能把甘蔗種的漂亮，而靠近眉溪流域的籃城正好屬於這樣的土壤。

聽籃城社區的黃金生里長說過，在埔里即便同樣是種紅甘蔗的地方，因為每個地方的土壤都不同，會發生的農損也會不同，他說埔里只要雨下得比較大的時候，四角城那邊的甘蔗就會容易膨心（吸水過多導致底部黑心，賣像不好看），而籃城這邊的不會發生，履試不爽，這就跟土壤有關。另外一位籃城社區的長輩賴克祥大哥，也提過，流經籃城聚落的水圳－東螺圳，光是水圳的南北兩邊，它的土壤就不太一樣，這是只有在地方長期務農的農民，才能感覺箇中些微的差異。他說水圳南面的土壤比較黏，而水圳北面的土壤比較沙，他說靠北面的土地比較好做事情，因為種甘蔗是一個勞動密集的工作，要幫甘蔗鋤草，又要培土讓甘蔗站穩，這些事情都與土壤有關，土壤若是黏性太高，鋤頭下去很辛苦，事倍功半。

在日本統治台灣時期，大正十五年(1916年)日本人成立了埔里製糖所，開啟了埔里種甘蔗的歷史，有糖廠就要製糖，但令筆者感到好奇的是，有糖廠不就應該是要種白甘蔗來製糖嗎？為何幾次詢問社區長輩(五十歲到八十歲之間)，他們都說自有記憶以來，籃城主要都是種紅甘蔗。而埔里的紅甘蔗歷史究竟是如何開始的，實在是值得令人追問。

談到日治時期，籃城外邊有一條大馬路名叫中正路，又大又直，中正路旁有一面牆壁上面彩繪著載著甘蔗的火車，原來中正路就是早期五分車的鐵路路線，那是日本人在1912年建立的，鐵路一路通往小埔社，是糖廠種植白甘蔗的大本營。而在籃城週邊靠近東邊的區域，也有大面積的種植白甘蔗，但都是糖廠的土地，而糖廠會請籃城的居民去種植白甘蔗，但籃城的居民本身不會主動去種白甘蔗，其原因也很簡單，如同俗諺所說的「第一憨，種甘蔗互會社磅」，意思是說，天下最笨的人，就是種甘蔗交給會社(糖廠)秤重製糖的人，而種植用於製糖的白甘蔗只會讓農民越種越窮，這其中存在著不平等的關係。

黃里長告訴我說，紅甘蔗的品種是他爸爸那時代就留傳下的，他說早期紅甘蔗的種都是從台南佳里那邊傳來，所以在籃城這又叫佳里種(佳里來的品種)。而紅甘蔗不會開花，但可以從甘蔗結上的芽點進行無性繁殖，所以每年里長種甘蔗的時候，都會留上一期長得比較好的甘蔗做種源。長時間累積下來，現今也沒有在跟其他地方拿種苗，要種甘蔗的農民都要自己留種，也試圖讓紅甘蔗適應著籃城的風土。在日治時期的末年，長輩有提到說紅甘蔗在市場價格不好的時候，他們會選擇交給糖廠，這樣意味著種紅甘蔗要自負盈虧，並且它有市場浮動的行情價格，算是高度仰賴市場的作物，在市場價格不好的時候，也可選擇和糖廠合作搭配，但對籃城居民來說是種得很不好的人，才會選擇交給糖廠收。

以下是筆者的判斷，我認為紅甘蔗在埔里發跡的時間點應該是1930年代後開始的，有人從外面將紅甘蔗種引入試種、適應環境到規模擴大需要一段時間。而埔里地處內陸，交通往來不易，早期的白甘蔗是用於製糖出口的作物，而紅甘蔗則是整隻生食直接啃，無須製糖，它的市場是島內的國民，要將紅甘蔗運輸到全台灣，則需要有完善的交通建置，連帶國內的市場需求提升帶動埔里紅甘蔗生產面積的擴張。埔里紅甘蔗產業的發展其實是依附著埔里交通的發展，才有可能逐漸成形。1919年埔裏社至外車埕之間新建輕便車道，此外1931年埔里至魚池之間，自動車路開始營運，為民間經營的道路，其最重要的關鍵因素是1932年起自台中、草屯、溯上烏溪、抵埔里而深入霧社之「裡南投道路(現今的台14線)」開工。這些路網打開了埔里紅甘蔗連接對外的市場。

而最近也在訪談社區的林金本先生中獲得一些印證，他說他有印象籃城開始種紅甘蔗是在民國35年(1946年)才開始出現的，是國民政府來台之後，他說當時最先種紅甘蔗的地方不是籃城，而是附近一個叫四腳竹圍(古地名)的地方最先開始試種的，之後在慢慢傳進來籃城。而現在那個地方(四腳竹圍)也已經沒有人在種紅甘蔗了，因為鄰近埔里市區，很多農田都蓋房子了。而賴克祥大哥也說當時紅甘蔗都是用卡車來載的，兩台卡車載滿滿的紅甘蔗，從埔里運到台中，再坐黑頭火車上台北，兩台卡車的甘蔗量塞滿一節車廂，從埔里採收後運到台北，需要兩天的時間才會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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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甘蔗的甘苦談

種甘蔗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籃城長輩們都親身領教過，要定期鋤草、培土、剝蔗葉，總會說到小時候對甘蔗又愛又的過程，回家要幫忙下田，不是鋤草就是要剝蔗葉，蔗葉有絨毛，會弄得全身牙癢癢，而剝下來的甘蔗葉用途很多，可以用來做起火的火種，收集起來餵養牛隻，也可用做茅草屋的屋頂，可以盡情的運用。而長輩們也會說起小時候上學的途中，總在田間小路上，經過甘蔗田的時候，總會睜大眼睛四處搜索，希望找到遺落在田裡的甘蔗頭、甘蔗尾，拿來當點心零嘴，就會很開心的藏在書包裡帶去學校吃。

早期村子裡，十戶人家就有八戶是種甘蔗的，籃城的長輩們也會稱呼某些屋子為”甘蔗厝”，因為是靠種甘蔗來翻新、搭建的，其主要的特徵是屋簷上的瓦片，帶有點光澤的琉璃瓦，在那個年代，一根甘蔗換一片瓦，一個屋簷就有上百瓦，也意味要用上百隻甘蔗去換。甚至去山上工作的居民也會說，在中午的時候俯看埔里，有一區聚落的屋頂會閃閃發光，他們就會知道那邊是籃城，而甘蔗厝也象徵著籃城富裕的生活。現在社區裡頭仍有老房子的屋頂還保留著琉璃瓦。

埔里甘蔗有句諺語叫「埔里甘蔗好吃雙頭甜」，埔里甘蔗的品質之優，在丁妹嫣的論文裡頭就有提到，埔里紅甘蔗產業的全盛時期應該是1960-1970年代，自1955年之後，埔里紅甘蔗的產量一直是全南投地區之冠，市場是島內的國民，啃甘蔗也成為全台灣的美好記憶，在光復之後籃城的居民憑著自己的力量，將甘蔗從埔里銷往全台灣。然現在在籃城的甘蔗產量，只剩下全盛時期的十分之一，只有七甲多。

其實勞動力一直都是甘蔗產業的運作核心，謝繼昌在其研究論文裡頭就提到籃城村的勞動力運作，僱工其實是種植甘蔗很重要的一環，通常家庭內部勞動力充足，會以整個家庭的勞動力作為生產單位，當耕作面積擴張，勞動力不足以負擔耕作面積，就會以僱工的方式請人來協助。早期的農耕多半要仰賴水牛，而籃城在三十年前仍然有大量的水牛，卻伴隨著小型耕耘機的出現，慢慢取代掉水牛，現在在籃城是一條水牛都沒有。而隨著勞動薪資的提升，勞動成本提高，外加青年人口外流，在農村裡頭要請到人來幫忙種甘蔗也變得相當相當不容易。而長輩也提到說用小型耕耘機培土，效果沒有以前人工好，以前都是人牛合一下去培土，培出來的土厚實，甘蔗在颱風天都不會倒，而現在是耕耘機輕輕的耕耘覆土，讓紅甘蔗很容易在颱風天來時倒伏。

里長說到年輕的時候種甘蔗時，都要自己扛到某個地方去集貨，一次可以扛120斤，那是相當重的，當時田裡沒路有車，就這麼扛在肩上，用走的去集貨，在遠都要走去。而現在有馬路有貨車，一綑甘蔗60斤，相較以前的辛苦，現在根本不算什麼。無奈的是，甘蔗仍是一種很厚工的作物，沒有人愛種，市場價格也不好。聽得出來是一種怨嘆，即便生產的方式改善，現在的年輕人吃不了這樣的苦，所以不願意種，但也可以發現長輩的勞動的經驗和現在是很不同的。

籃城紅甘蔗的現況

甘蔗產業的沒落，正如同甘蔗頭甜，甘蔗尾不甜，一節一節的，都是每個時期的歷史。

埔里的長輩們總會說糖廠有根大煙囪，高高的煙囪成了象徵的指標，代表日治時期的製糖，跟著五分車在年一起緩緩走入歷史。但在同一時間，1946年的籃城的甘蔗產業找到了新的契機，那就是紅甘蔗，皮薄多汁，在不怕颳風的埔里很適合栽種，紅甘蔗的市場是內銷台灣，對於甜食點心還不是很發達的年代，啃甘蔗成為島民集體甜滋滋的回憶，紅甘蔗的內需逐年擴張，埔里也逐年擴大生產面積一路到1970年代。

而甘蔗種植是高密度勞動的工作，這也間接改變農村生產的勞動方式。從水稻的換工關係轉變成了甘蔗的僱工關係，有錢才能僱工。而種紅甘蔗是是高勞動力和高收入，透過僱工的才能解決生產時勞動力不足的問題。而勞動力高度密集的生產下，水牛是不可或缺的角色，而水牛的數量和紅甘蔗產業的發展的產量成正比。在1970年，籃城仍有90頭以上的水牛在幫忙耕作，那時正是埔里紅甘蔗產量最大的時候，但在30年後的今天是一頭水牛也看不到了，一方面是甘蔗產業的沒落，另一方面則是機械化耕作的出現逐漸取代了水牛的勞動。

伴隨著生活型態的改變，紅甘蔗產業在台灣受到幾的情境的影響，曾有長輩提到1990年台北實施的垃圾袋隨袋徵收的政策，竟然也影響到埔里甘蔗產業的生產，因為甘蔗吃完，吃多少就產生多少甘蔗渣，台北的政策竟然對埔里的甘蔗產業造成影響，也反映出當時埔里的紅甘蔗有極大的市場是在台北的都市。

此外生活型態的改變，現在大家在生活中都會盡量減少對糖份的攝取，生活中的糖份來源被諸多的甜食所取代，然真正的問題在於，糖的大量生產是被國外所取代的，日常生活中無處不見的糖，代表糖的普及化，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有便宜的糖可以運用。其實在2000年後台灣加入WTO，糖的生產逐漸有國外進口取代，而這也衝擊台灣的甘蔗產業，在十年的時間台灣糖類自給率減少了七成以上。換而言之，我們在生活中攝取更多的糖，但台灣種更少的甘蔗，卻有更多進口的糖。

種甘蔗是一件高勞動成本的事情，現在則是轉到勞動成本相對較低的巴西、泰國來生產甘蔗製糖出口全世界。雖然製糖的是白甘蔗，紅甘蔗理當不受影響，但也受到生活中無所不在的糖所減產。然最主要的因素還是高勞動的成本，低所得的報酬，讓紅甘蔗產業逐漸受限，人們越來越不願意從事甘蔗產業。社區的黃理事長曾指出，一個家庭一對夫妻，兩個人的勞動力可以管六分地的甘蔗，一分地一年的收入有十二萬，當中扣除成本只剩六萬，六萬元六分地一年也才三十六萬，根本養不活一個家庭。籃城的甘蔗產業現在面臨的是各種困境，勞動力的不足，市場需求的減少和價格的低迷，這對籃城的長輩來說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過去曾帶來富裕，幫助他們擁有現在的物質基礎，這是他們的文化也是他們歷史，是他們的認同，甚至是埔里的認同。

「埔里甘蔗兩頭甜」現在不甜，代表的是紅甘蔗還沒走向尾聲。近年來籃城社區有意發展甘蔗產業，希望能夠透過社區的力量去支持和給予地方的農民繼續去栽種紅甘蔗，維護他們的歷史和地景，希望透過更種加工的產品創造紅甘蔗的附加價值來維繫甘蔗產業，諸如甘蔗汁、甘蔗糖漿、甘蔗酒等，甚至也將甘蔗入菜，煮湯和熬豬腳，甚至甘蔗尾的嫩心－甘蔗筍，近年來也研發入菜，作為代表地方風味餐的特色料理。

此外新的關懷也被帶進社區內部做討論，那就是關於生態環境的議題，以往比較少有農民關注的生產環境的生態議題，在籃城每年清明節前後都會有大批的候鳥，棲息在甘蔗園裡，在每天清晨或傍晚群起飛舞。然農民普遍不會在意這些事情，甚至會將鳥類視為有害的天敵，但在社區裡開始有人提議說，要讓候鳥每年都都有地方可以棲息，種植生產友善的甘蔗，照顧環境，保護候鳥的棲地，因為候鳥對籃城來說是得天獨厚的資源，此外紅甘蔗又代表籃城的歷史與文化，想要用社區的力量來維繫紅甘蔗的產業。雖然這並不是件的容易的事，但也希望在這過程中找到新的可能性，延續社區的紅甘蔗產業文化。

結語

本文試圖去整理埔里紅甘蔗的源起，並且以籃城的歷史作為探討的時空背景。我們可以發現，埔里被選為紅甘蔗的生產地是因為盆地的地形，可抵抗風災所造成的損失。而在埔里也會因區域位置的不同，在適合種植甘蔗的土壤上會有所差異，而這只有地方的農民可以區別。而紅甘蔗的市場擴張，則伴隨著交通運輸的路網建置，其1932年修建台中到埔里的裡南頭道路是其關鍵，才有辦法將身處內陸的埔里紅甘蔗銷往全台灣。

種甘蔗是籃城長輩過去生活經驗的一環，各有甘苦的一面，曾有風光的一面，並形成埔里鎮對紅甘蔗的認同，但隨著生活型態的改變，機械化的農具把水牛淘汰、農人的勞動成本相對提升，在這樣的情境裡頭投入生產甘蔗的利潤減少。同一時間加入世界貿易的底下，台灣不再具有生產糖的必要性，生活無處都是糖，無論是飲料或甜食，人們對糖攝取比過去更多，但台灣生產的糖則是越來越少，人們也在生活中避免吃甜食，這對紅甘蔗的衝擊影響很大。

雖然長輩們都有啃紅甘蔗的經驗，但年紀大的怕咬齒咬不動，年紀小的對甘蔗沒感覺。一直以來都是以初級原物料出現在市場的紅甘蔗，也在這個階段開始思考轉型，尋找各種產品加工的可能性，但埔里紅甘蔗的面積已經不到全盛時期的十分之一，而紅甘蔗對籃城社區來說，不單單只是一種經濟作物，其實已也是集體的記憶，也牽涉到社區的認同，而籃城社區的紅甘蔗史，也正是埔里紅甘蔗史的縮影。

致謝

這次探訪籃城的紅甘蔗產業歷史，其中訪談籃城社區的諸多長輩，主要有黃金生、林金本、賴克祥等社區長輩，提供他們寶貴的經驗供作參考，再次感謝，本文也獻給籃城社區，作為社區史料的參考。

《參考資料》

謝繼昌(1975)。埔里盆地稻蔗雙作農村勞力之鳩集。《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
丁妹嫣(2001)。光復以來的埔里產業。《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
許孫源(2006)。百年糖業：甘蔗育種。《科學發展》
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zh-tw/articles/c/0/2/10/1/67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