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館和拳術：庄頭意識的軌跡

「師傅的機關藏在倉庫裏」唯有領悟的人，方能理解每個拳架，它真實的意涵，師傅只管領進門，修行看個人。

2019年10月，由暨大人社中心在籃城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的籃城武術研討會，分別邀請屏東社大的鄭中信老師、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的郭應哲老師，針對籃城的武術和師傅們進行的探討。

鄭中信老師分享的題目是「影像數位集英館」，約莫數年前，中信老師住在籃城時，針對集英館的拳頭師傅做一系列的訪談，希望透過師傅的生命史訪談，拚奏出集英館的樣貌。這次將當時的影像紀錄在針對拳頭師傅們撥放，卻形成一種有趣的畫面，台下的師傅看著當時採訪的內容，看著影像中的自己，卻又不斷的回憶起更早期的故事，不斷站起來發言、補充，也補充我們對籃城武術的認識。上述的影片目前收錄在「跳格子(Chronicles Film)」的部落格中。

在前面經驗性的回顧後，我們得知籃城的拳術屬於「南太祖拳」的「短肢鶴」，遽聞有拜白鶴童子，但我沒見過。以前晚上練拳，聽到鼓聲後，就聞聲去到那邊集合，每次地點不一定相同，多半是巷弄或是門口庭，基本練拳的人數都在40-50上下。大家都是鄰居、親戚、玩伴，拳術的傳承是上一代教下一代，籃城集英館的開館，是由外面請師傅近來開館傳授，師傅叫江朝月，又叫阿月師，當時只是一位年僅不到二十歲的小伙子，連開兩館後，剩下的就是村莊人自己教自己人。

這個館的意思近似補習班一期的教程，最初只教最基本的馬步和拳母，而開館的期間，村莊的人必須提供師傅吃住，以及穀子作為學費。郭應哲老師指出這是和北派武館很不同的地方，北派的武館注重師傅一脈相承，所以常常探究師傅是誰，而在籃城它是藉由開館，由整個村莊下去習武傳承的，而非有一個門派武館，門下有很多徒弟。整個社區都是上一輩、下一輩的師兄弟、親戚、朋友的關係，會的教不會的，想學哪一套拳的，就去找哪一位精通的長輩學，代代相傳卻比正規的武館更為草根、人情網絡更為綿密。

郭應哲老師表示，台灣的武術非常自由，即便同樣一套「太祖拳」，去到不同的村莊，最後都會落地生根長出它自己的樣貌，正所謂「同館不同師傅」，這也是台灣各庄頭的武術看似相同卻五花八門，能代表庄頭自身的特色卻又彼此尊重。基本上我們可以說武術在台灣各地的庄頭開枝散葉，藉此可以窺探台灣早期庄頭的活力來源，也是社區很重要的認同來源，因為居民對於練武，他們有集體記憶和情感存在。

武術每個動作都有它的學問在，既是身體的記憶，也是身體的技藝。例如「請拳」，請拳藏有一個門派的精隨，端看出來的手勢和型，就是認同派的師兄弟們，等會必定要熱絡一番；平拳立掌，普遍的意涵是「五湖四海皆兄弟」；而請拳也可看出來者的意圖是否不善，一請大家就知道要來踢館了；另有些門派的請拳，則暗藏玄機，請拳中藏摔技。籃城集英館的請拳就和一般五湖四海的請法很不同，左右手的手勢是相反的，這當中暗藏一個「反」字，即有可能說明在籃城遷移過程中的清代將軍，有打算反清復明，此解讀仍需加考證，但它有自己的脈絡和獨特性。

武館的式微，伴隨傳統文化的沒落。現今籃城會打拳的長輩平均年齡都在八十歲以上，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最早期庄頭練武是為擁有自治的武力，每當有外庄來犯，如搶水的問題，地方的庄頭就透過武力的方式來解決，籃城練武就是和上游的村庄搶水，另一個則是為抵禦山上的原住民族群下山出草。

開館有一百年歷史的集英館，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日治時期的水利修繕完畢，日後透過水利會調節各村庄水源灌溉的時間，早已失去它最初練武搶水的目的。其次，早期的農村社會是白天種田、晚上練拳，練武也作為休閒和社交目的，但現在的小朋友晚上則是上補習班，或在家寫功課、看電視、上網，相較於練拳，可以選擇的內容更加多元豐富，而練拳並不能使人在這個社會上更出人頭地，也讓許多家長不願意讓小孩晚上出來打拳。其參，國家治理的模式改變，現在有問題，不能透過拳頭來解決，而是仰賴警察和法律，以往武館透過練武來獲得武力自治的功能，也變得無從發揮。

庄頭武術的式微，是多重因素造成的結果，而長輩面對武術的逐漸失傳，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時代不同了，生活也不一樣了。」面對時代不同和生活的不一樣，探討籃城集英館的武術，又能夠讓我們獲得怎樣的啟發呢？

社區營造二十年的過程中，強調由下而上，以人為主體的營造，希望可以打造社區共同體意識。但我在庄頭過往的武館經驗中，發現有別於此的特徵，我將之稱為「庄頭意識」，而武館正是這庄頭意識的核心，透過村庄練武、習武的過程，更加鞏固農村裡的人際網絡，這是整個村庄共同參與的事件，每個人的關係既是師兄弟姊妹，同時也是親戚，無論男女都共同參與練拳的過程，也在對外參與「武陣」、「金獅陣」的過程中，透過遊行、展演，再次型塑自己的特色跟認同。

庄頭意識是如何運作的，首先我認為它是一個確認「敵我」、「內外」的機制，透過武館的探討，我們知道它有「外庄」搶水的問題，也有原住民出草的「外敵」存在。它的目的在於保存延續村庄生活，透過把外人設定成假想敵的方式來凝聚庄頭意識，我們必須武裝起來，以面對他者的冒犯。

這樣的庄頭意識其實離我們並不遠，即便現今在台灣各地的農村，傳統的血緣、地緣關係仍持續運作，透過武館形塑自治的想像和假想敵，仍得以繼續動員和號召庄頭、凝聚和排外。所謂的鼓聲正是這樣的隱喻，當鼓聲響起，古老動員的方式便喚起，而「庄頭意識」和「社區共同體」是共存於當代社區中，甚至庄頭意識本身就是古老的社區自治的代表，並且重新轉化社區營造的內容。

令我印象最深刻是近期的某日晚上，我在社區的活動中心，看到社區的婦女們正在學警棍的練習，這套警棍練習的編排，正是把籃城的武術揉合進去，一方面則扣著社區巡守隊的脈絡底下發生，一方面是用作成果表演。當時我看到正是庄頭意識，透過社區的巡守隊重新強調「內外敵我」的分別，預設假想敵，我們必須習武動員起來，籃城的庄頭意識藉由警棍練習和成果發表，又再次活絡起來。武術以它意想不到的方式延續，庄頭意識又同時轉譯社區營造的過程。

庄頭武館，何嘗不是我們所嚮往的江湖，它有各種的規矩，可以看到社會的縮影，同時又是各種技藝（身體、武術、交陪、藥草等）／記憶和情感的匯集，可以動員，又是歷史和文化的認同，而它的式微，也可以看到庄頭的政治和自治力被國家削弱的過程，在這個江湖中，我想「念念不忘的，必有回響」，如今越來越強調各個社區自己的特色，庄頭的武館在本土的文化中重新強調，古老的動員和社區營造的匯聚，是否能夠重新復興台灣農村的武館文化，我想關鍵仍在於能否回答，武館在當代的意義為何？不僅僅只是文化上傳承，更是意義和功能的再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