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館和拳術:庄頭意識的軌跡

「師傅的機關藏在倉庫裏」唯有領悟的人,方能理解每個拳架,它真實的意涵,師傅只管領進門,修行看個人。

2019年10月,由暨大人社中心在籃城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的籃城武術研討會,分別邀請屏東社大的鄭中信老師、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的郭應哲老師,針對籃城的武術和師傅們進行的探討。

鄭中信老師分享的題目是「影像數位集英館」,約莫數年前,中信老師住在籃城時,針對集英館的拳頭師傅做一系列的訪談,希望透過師傅的生命史訪談,拚奏出集英館的樣貌。這次將當時的影像紀錄在針對拳頭師傅們撥放,卻形成一種有趣的畫面,台下的師傅看著當時採訪的內容,看著影像中的自己,卻又不斷的回憶起更早期的故事,不斷站起來發言、補充,也補充我們對籃城武術的認識。上述的影片目前收錄在「跳格子(Chronicles Film)」的部落格中。

在前面經驗性的回顧後,我們得知籃城的拳術屬於「南太祖拳」的「短肢鶴」,遽聞有拜白鶴童子,但我沒見過。以前晚上練拳,聽到鼓聲後,就聞聲去到那邊集合,每次地點不一定相同,多半是巷弄或是門口庭,基本練拳的人數都在40-50上下。大家都是鄰居、親戚、玩伴,拳術的傳承是上一代教下一代,籃城集英館的開館,是由外面請師傅近來開館傳授,師傅叫江朝月,又叫阿月師,當時只是一位年僅不到二十歲的小伙子,連開兩館後,剩下的就是村莊人自己教自己人。

這個館的意思近似補習班一期的教程,最初只教最基本的馬步和拳母,而開館的期間,村莊的人必須提供師傅吃住,以及穀子作為學費。郭應哲老師指出這是和北派武館很不同的地方,北派的武館注重師傅一脈相承,所以常常探究師傅是誰,而在籃城它是藉由開館,由整個村莊下去習武傳承的,而非有一個門派武館,門下有很多徒弟。整個社區都是上一輩、下一輩的師兄弟、親戚、朋友的關係,會的教不會的,想學哪一套拳的,就去找哪一位精通的長輩學,代代相傳卻比正規的武館更為草根、人情網絡更為綿密。

郭應哲老師表示,台灣的武術非常自由,即便同樣一套「太祖拳」,去到不同的村莊,最後都會落地生根長出它自己的樣貌,正所謂「同館不同師傅」,這也是台灣各庄頭的武術看似相同卻五花八門,能代表庄頭自身的特色卻又彼此尊重。基本上我們可以說武術在台灣各地的庄頭開枝散葉,藉此可以窺探台灣早期庄頭的活力來源,也是社區很重要的認同來源,因為居民對於練武,他們有集體記憶和情感存在。

武術每個動作都有它的學問在,既是身體的記憶,也是身體的技藝。例如「請拳」,請拳藏有一個門派的精隨,端看出來的手勢和型,就是認同派的師兄弟們,等會必定要熱絡一番;平拳立掌,普遍的意涵是「五湖四海皆兄弟」;而請拳也可看出來者的意圖是否不善,一請大家就知道要來踢館了;另有些門派的請拳,則暗藏玄機,請拳中藏摔技。籃城集英館的請拳就和一般五湖四海的請法很不同,左右手的手勢是相反的,這當中暗藏一個「反」字,即有可能說明在籃城遷移過程中的清代將軍,有打算反清復明,此解讀仍需加考證,但它有自己的脈絡和獨特性。

武館的式微,伴隨傳統文化的沒落。現今籃城會打拳的長輩平均年齡都在八十歲以上,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最早期庄頭練武是為擁有自治的武力,每當有外庄來犯,如搶水的問題,地方的庄頭就透過武力的方式來解決,籃城練武就是和上游的村庄搶水,另一個則是為抵禦山上的原住民族群下山出草。

開館有一百年歷史的集英館,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日治時期的水利修繕完畢,日後透過水利會調節各村庄水源灌溉的時間,早已失去它最初練武搶水的目的。其次,早期的農村社會是白天種田、晚上練拳,練武也作為休閒和社交目的,但現在的小朋友晚上則是上補習班,或在家寫功課、看電視、上網,相較於練拳,可以選擇的內容更加多元豐富,而練拳並不能使人在這個社會上更出人頭地,也讓許多家長不願意讓小孩晚上出來打拳。其參,國家治理的模式改變,現在有問題,不能透過拳頭來解決,而是仰賴警察和法律,以往武館透過練武來獲得武力自治的功能,也變得無從發揮。

庄頭武術的式微,是多重因素造成的結果,而長輩面對武術的逐漸失傳,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時代不同了,生活也不一樣了。」面對時代不同和生活的不一樣,探討籃城集英館的武術,又能夠讓我們獲得怎樣的啟發呢?

社區營造二十年的過程中,強調由下而上,以人為主體的營造,希望可以打造社區共同體意識。但我在庄頭過往的武館經驗中,發現有別於此的特徵,我將之稱為「庄頭意識」,而武館正是這庄頭意識的核心,透過村庄練武、習武的過程,更加鞏固農村裡的人際網絡,這是整個村庄共同參與的事件,每個人的關係既是師兄弟姊妹,同時也是親戚,無論男女都共同參與練拳的過程,也在對外參與「武陣」、「金獅陣」的過程中,透過遊行、展演,再次型塑自己的特色跟認同。

庄頭意識是如何運作的,首先我認為它是一個確認「敵我」、「內外」的機制,透過武館的探討,我們知道它有「外庄」搶水的問題,也有原住民出草的「外敵」存在。它的目的在於保存延續村庄生活,透過把外人設定成假想敵的方式來凝聚庄頭意識,我們必須武裝起來,以面對他者的冒犯。

這樣的庄頭意識其實離我們並不遠,即便現今在台灣各地的農村,傳統的血緣、地緣關係仍持續運作,透過武館形塑自治的想像和假想敵,仍得以繼續動員和號召庄頭、凝聚和排外。所謂的鼓聲正是這樣的隱喻,當鼓聲響起,古老動員的方式便喚起,而「庄頭意識」和「社區共同體」是共存於當代社區中,甚至庄頭意識本身就是古老的社區自治的代表,並且重新轉化社區營造的內容。

令我印象最深刻是近期的某日晚上,我在社區的活動中心,看到社區的婦女們正在學警棍的練習,這套警棍練習的編排,正是把籃城的武術揉合進去,一方面則扣著社區巡守隊的脈絡底下發生,一方面是用作成果表演。當時我看到正是庄頭意識,透過社區的巡守隊重新強調「內外敵我」的分別,預設假想敵,我們必須習武動員起來,籃城的庄頭意識藉由警棍練習和成果發表,又再次活絡起來。武術以它意想不到的方式延續,庄頭意識又同時轉譯社區營造的過程。

庄頭武館,何嘗不是我們所嚮往的江湖,它有各種的規矩,可以看到社會的縮影,同時又是各種技藝(身體、武術、交陪、藥草等)/記憶和情感的匯集,可以動員,又是歷史和文化的認同,而它的式微,也可以看到庄頭的政治和自治力被國家削弱的過程,在這個江湖中,我想「念念不忘的,必有回響」,如今越來越強調各個社區自己的特色,庄頭的武館在本土的文化中重新強調,古老的動員和社區營造的匯聚,是否能夠重新復興台灣農村的武館文化,我想關鍵仍在於能否回答,武館在當代的意義為何?不僅僅只是文化上傳承,更是意義和功能的再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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